身份陷边缘化窘境 新生代农民工恐遭转型淘汰

损的比例相差并不是很多，分别为14.1%和19.5%。

　　调研中，有农民工向记者反映了一些隐性侵权的案例。在郑州富士康工作的23岁河南姑娘李丽说，因为周末加班费高，富士康会对周末加班的员工在其他时段进行调休，这样就可以少付、甚至不付周末加班费。

　　记者调研还发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过于严苛的企业管理也是对自身权益的侵犯，例如上班时间不准随便走动、不准讲话等，但对于这些行为，他们并没有很好的维权手段。据一位郑州富士康员工介绍，富士康曾经实行过一段时间“静音模式”，即工作时间两名员工之间的讲话声音不能被第三人听到，许多员工认为这是对他们人身自由权益的侵害，但却不知道该如何维权，后来还是媒体曝光后，富士康才中止了“静音模式”。

　　隔阂暗生

　　由于种种障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无奈地发现，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很大落差，导致“无用感”“无根感”和“无路感”开始在他们心中萌生。

　　1980年出生的河南固始人卢文营2000年出去打工，在温州、东莞、重庆等地的鞋厂、酒店、K T V里都干过，13年后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又回到老家一家水龙头配件厂当工人“我是典型的啃老族，在外打工13年没有攒下什么钱，挣多少花多少，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全靠父母支持，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想凭打工在城市立足太难。”卢文营说。

　　和卢文营一样，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缺乏认同感，不认为凭借打工可以改变现状，实现自身诉求。

　　在成都新九眼桥劳动力市场，记者见到了1982年出生的电焊工林大付，他看上去像40多岁，两鬓霜白。2003年以来，他在广州和成都等地都打过工，前年他把老婆孩子接到成都，老婆没工作，孩子3岁多了，还没有上幼儿园。

　　他说，我们一家现在租住在郊区的瓦房平房里，一个月200多块钱，我的打算是要在成都一直干下去，并不是说习惯了城市，而是在城市打工毕竟每个月有几千块钱，回到老家的话，在农村种地根本挣不到钱。

　　“但成都不是想留就留的，先不说房子，能有个稳定的工作我就很高兴了。房子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至少要七八十万，没有这个心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社保?当然没有，我们也不愿意交社保，交的越多扣的越多，我们宁愿多给点实际工资。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找个稳定的工作，但是连这个都很难。”林大付说。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面临留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尴尬境地，从而滋生出浓重的被遗弃感。

　　27岁的贵州开阳县人陈军2006年中专毕业后外出打工，在北京干过销售，在广东做过机器维修，2010年回到贵阳一家化工厂，今年3月因污染严重辞职，现在还没有找到新工作。他说，在城里打工一辈子都买不上房，也不可能回家种地，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里。

　　在河南郑州富士康打工的王亮说，从郑州市区到我们的厂区，中间要经过一段没有高楼大厦、很荒凉的地方，郑州是一个城市，这里只是城边村，我们就像与世隔绝了，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每天只是上班下班，我们的世界只有方圆不到五里的地方。

　　王亮同在富士康打工的女朋友李丽说，这里真是没啥可以消遣的，连公园都没有，刚来富士康的时候，一星期就想去郑州一次，现在都不想去了，在这里久了，觉得跟社会都脱节了，跟市里的朋友话都说不到一块了，不是城里，也不算乡下，感觉自己像是被抛弃了一样。

王亮今年花费十几万元在河南新县老家盖了房子“没有房子永远没有归宿感，城里买不起房，只能在老家盖，但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