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几笔，如董其昌。画家画是以画画为生的人画的，它可能吸收了文人画的笔墨、表现手法或者意趣，但比不了文人画的题跋。画家画与文人画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国人继承的传统不是文人画，而是画家画。比如，在人民大会堂悬挂的《江山如此多娇》，画上就只有作者名和作品名。

　　苏州画家刘振夏以擅长写意水墨人物画而闻名，在他的作品中，有的是长款，有的是穷款，有的则连署名也没有。“以前的文人画上几乎都有诗词、书法和印章，作者具有多方面的修养，这样做习以为常，以至于现在人们认为没有这几样东西就不是中国画了。”刘振夏认同诗书画印结合是中国画的一个特点，但他强调绘画应该是画面的主体，而不是题跋。“绘画不应该是文学的附庸品。现在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绘画到底为何物，以及它和文学的不同之处。”

　　刘振夏曾在一幅自画像上题诗：“两鬓沧桑耳半聋，昏花老眼背如弓;分明写影无春色，对镜犹唱《满江红》。” 他坦承诗不是自己的长处，只有当题跋与画面相得益彰的时候，他才会考虑题写的内容。他说：“画面本身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严肃的作品，题跋、印章弄不好就会破坏画面的效果。你不能随意地加减，破坏整体的意境。我是从画面整体来考虑的，有的画，题款、印章都有;有的画，只有印章，连签名都没有。当代的画家可以扬长避短，既然在旧学上远逊前辈，就不应胡诌乱题糊弄人。”

　　毕建勋也认为，当今中国画的穷款现象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一些作品来说，如果它不属于文人画一类的作品，比如写实类、纯创作类的作品，若在画面上题诗跋文，反而会让人觉得画蛇添足。有些作品，画面本身就很完整，题不题均可;如果画家本不擅长诗作，就更不必在作品上勉强题诗了。“当前诗歌界作古体诗的人较少，作得好的人更是少，现代人的古体诗与古人的作品无法比肩。画面上的题诗，题的是人生境界，画家得有古诗修养和人文内涵。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境界，每天只是坐在电脑前浏览新闻，缺乏生活的阅历和感悟，想要写出可诵可读的题诗是不可能的。”毕建勋分析说。

　　赵力忠分析目前中国画穷款多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很多画家肚子里墨水少，写不出诗词来，或者书法水平不行，有的甚至照抄唐诗宋词都出错，那还不如没有题款。二是当前有一种比较时髦的画法，就是画得满、画得黑，再题款就喘不过气来了。有些人强题，是对画面的一种破坏，还不如不题。三是新水墨，难用传统的要求来衡量它，因为它的画法、构图吸收了外来的东西，与我国传统的题款格格不入，反而不可题款。”

　　应从古文、诗词、书法入手补课

　　中国画家题跋能力和水平越来越弱，是从何时出现端倪的呢?大约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古体诗衰微，白话文流行，鲁迅曾讲过诸如“米芾山水画毫无用处”的话，画家们从那时起已经出现不注重诗词能力的倾向。画家梅墨生认为，新兴的中国画在继承古代传统的中国画技法之余，西方绘画对于新兴中国画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种变化将古今与中西合而为一，让中国画在现代重新再生、转型、焕发，形成一个新的、非常复杂的绘画类型——新文人画。然而，由于很多画家的目光短浅、修养浅薄，有的虽然技法炉火纯青，却达不到文人画直抒胸臆的境界，东拼西凑的题跋更让作品多了俗气。

美术评论家谢春彦说：“‘文人’是一个很长的、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概念。但在这个急于求成、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