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让更多人在改革中受益

，那就再改，再改也要注意迅速形成新的既得利益，一波一波推，否则空有理想，啥也做不成。这些经验无非说明，不管观念上、理论上确立的改革目标多正确，离开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实际上就迈不开步子。上世纪80年代的厉害之处，就是迅速形成与改革一致的新的受益群体，人数足够多。我相信这个经验在这次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过程中也是管用的。

　　今天《财经》杂志高朋满座，大家都关心新的改革决定能不能得到落实。我们究竟做些什么，才能有助于改革的推进?想到几点，供各位参考：

　　第一，今天的改革和30年前不同，面临很多现存法律。有法就要依法，但一些法律条款与全面深化改革相抵触，如何处理?不解决这个问题，《决定》是决定，但很难突破。譬如土地，有法律文本，限定农民的集体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转让，农民的房屋呢，不得抵押。这都是现存法律明文写了的。

　　为此，要呼吁我们的立法机关，包括社会各界相关人士，根据全会的决定，对已有法律进行梳理，把严重冲突的条款梳理出来，通过修法改法程序给予修订，有的要废止。否则，总不能通过违法来推进改革，那个路子走不得。但只有决定，不修法、改法，决定归决定，再说上几年，还是做不成，几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这次《决定》明确了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体系，重点是要素市场，这也是迄今为止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门槛。在这个方向上，恐怕要注意，在某些区位密集推进改革，增加改革元素的集结，增加改革措施的密度，不能散开来搞。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不同，不需要每个乡、每个镇、每个县都开市场。要素市场很集中，金融活动更集中，在美国就是聚焦在华尔街，其他广袤的国土设分支机构就可以了，价格形成在中心市场。这对中国很重要，人才不够，律师不够，合格的监管官员也不够。高端的要素市场再分开来建，力量更不足，哪里都搞不成。所以要集中，率先在中心大都会城市把要素市场建设好。

　　第三，落实《决定》的过程，除了抽象的原则和准则，更要注意“图像”，也就是活生生的真实故事。从传播效果看，抽象的文字总也敌不过图像。比如对民营经济，这次已经提到了历史的最高位。这很重要，因为是党中央的决定。但能不能落实，重复原则就不如抓若干故事。当年邓小平肯定民营企业的时候，就是抓住一个傻子瓜子，连续几年讲不准动，结果天下都知道你是当真的。这跟当年商鞅变法一样，怎么说，人家不一定信，谁把那根杆子移过去，立马给付千金，大家就信了。

　　现在就需要类似的图像，非常希望《财经》再报道一批好故事，让人们不但读得懂条文，而且相信条文当真，不是说说而已。像大学、事业单位和医院的去行政化，光讲讲没有用，要有几个带头的，把步子迈出去，形成改革的时尚，可能就有戏了。否则讲几年也不动，将来再讲也没人信了。

　　第四，通常人们认为改革要触及既得利益、部门利益，这是对的。实际情况是，无论条条还是块块，政府部门内也有主张改革的力量。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个氛围、一种舆论，有助于激发政府部门的改革动力，降低那里的改革阻力。一个重要方面，可能是在中央通过全面改革决定以后，要有一个强大的舆论来问责，问推动改革不力之责。

前些年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现象，难以接受，似乎改革都是底下的事。高官大部们就是挑毛病的，说这不行、那也不行，他们似乎没有改革的责任。这恐怕不行。上世纪80年代不少设在地方的改革试验区，中央部门也是积极参与，一起搞起来的。无论深圳特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