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公司8年4换老总:足球博士朱琪林离职挺敏感

指出，这种对外公开招聘，实则内定的招聘方式，在中超公司并不鲜见。

　　“老郎(郎效农)来中超是很危险的时候，但他走的时候也很突然，是‘被辞职’的，他的继任者(鲁俊)，等于说很突然就来了。基本上外界都不知道的一个人，为什么?不知道。这人做了几个月不行了，走的时候也是很艰难的走了。”一位业内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是很困难的，需要考核，需要征求意见，需要方方面面论证，才合理。往往暗箱操作的决定是很快的，像老郎辞职，鲁俊上岗都非常快。实践证明，这些都是错的，(实际上)出了问题是要问责的。”上述人士说，“(这些人事任命)也走董事会了，但都很不规范。这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没有按照市场来做。”

　　“职业化”吊诡

　　当初由诸家俱乐部共同出资成立的中超公司，是背负着实现中国足球真正走向职业化的使命。但在总经理职位任命方面，令业界窥见的是“管办不分”的诟病。

　　“管办不分的最终结果是，几任老总都不是选拔的，这就是现状。”林乐丰认为，总经理职位更替频繁对中超公司整体运作会有影响，因为，总经理需要了解商务运作程序，一个周期的商务运作思路，均经过俱乐部探讨。“如果频繁换，这个周期还没结束，就换了总经理，还会出现另外治理模式。人不同，思维方式会不同。”

　　在林乐丰看来，俱乐部对总经理的任命方式并不是十分满意，因为几届总经理“都不是股东选举，都是指派来的，带有行政色彩。俱乐部希望他们能承担起责任。”

　　1月7日，深圳红钻俱乐部副董事长王奇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按照公司法程序，中超公司总经理的任命应当是公司董事会，但实际上是足协、足管中心任命的。这种情况将阻碍足球职业化发展。他同时认为，假如中超公司完全聘用外来人，“未必合适”，理由是，中国很多资源都在政府手里，比如，体育场馆资源、足球比赛安保资源等。因此，市场化不可一蹴而就，如果“一下子过渡到市场化，损失更大”。

　　“管办不分是历史遗留问题，足协完全是行业协会，足管中心则代表政府来管理足球。管和办，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但随着管办分离的逐步到位，会解决。”

　　《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13)》援引北京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等专家的观点称，长期以来，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是“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中国足协和其下属的中超公司三位一体”的形式存在，以一个机构和一套人员为主的政府职能机构、行业协会、经营企业的角色存在于中国足球联赛的管理中，使其同时拥有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这样的管理机制与决策机制，抑制了社会足球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为滋生腐败提供了土壤。

　　2009年10月，中国足坛第四次扫赌打黑行动宣布开始。截至2012年4月，共计16家俱乐部、60余人，包括中国足协的高级官员、俱乐部经理、裁判员、教练员、现役及退役运动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这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足球反腐案件。

　　2012年2月，足协特别会员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该方案将矛头对准了人与办赛职能逐步剥离。改革目的是逐步建立起符合当代足球职业联赛要求的运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