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优秀企业家由于非常稀缺，供求机制对企业高管人员薪酬形成放大效应。如2008年新华都集团曾以年薪10亿挖走了职业经理人唐骏，唐骏因此被冠以“打工皇帝”称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各方面的人才比较匮乏，特别是经营管理人才。在市场对人才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供求关系失衡成为促使高管薪酬水平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垄断“红利”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尚不完善，产品定价体系改革不到位，导致一些行业企业凭借自然垄断、市场垄断、行政垄断等获得了高额的垄断利润。据有关专家计算，1990年-2008年间，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纺织工业、食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和化学工业等20几个工业行业中，排名在前六位的行业利润额占当年全部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各年度之间虽然有所波动，但大体上保持在50%左右，企业利润向少数几个行业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这些行业集中度较高，而且拥有不少垄断性企业，这些垄断性企业凭借自身的市场垄断地位获取了较高的利润。在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业绩紧密挂钩的机制作用下，企业效益大幅上升，不管这种效益是否来自于经营管理层的努力，出资人都会乐于将其中一部分分给高管人员。因此，可以说，垄断企业高管人员获得较高的报酬是“名至实归”的事情。国外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高工资均出现于高利润的行业，这表明只要通过某种方式能够创造出高于一般行业企业的利润，都可以使企业高管层收入提高。

　　经济泡沫“红利”

　　本世纪初开始，我国金融地产曾经出现较大泡沫，经济泡沫带来了一些行业企业利润的大幅增长。上证综指仅用了两年时间，就从2005年的1000点涨至2007年的6124点的历史新高。北京等一线城市房价五年中上升了四、五倍之多。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高泡沫化催生了一些暴利行业。高泡沫化实际上是通过价格手段对社会收入进行强制分配，是通货膨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最容易“制造”高收入群体。在对新创造价值(包括泡沫价值)的分割中，企业高管阶层是重要参与者。部分行业企业的高管人员，在对利润盛宴的分享中，近水楼台，获得了较大的利益，将部分收益转化为工资收入，成为市场泡沫化过程的主要受益人群。

　　开放“红利”

　　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重新审视、检讨与深化改革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的过程。由于美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不可避免地深受美国模式影响。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在较快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急剧扩大。据美国经济政策学会和美国经济公平研究所调查。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C E O年薪 约 为 普 通 工 人 年 收 入 的35倍 ， 到2006年，美国大公司C E O的平均年收入为1080万美元，是普通劳动者年收入的364倍。随着股票期权制度的实施，年收入上亿美元的高管也比比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高管人员的高薪酬，对我国企业高管人员形成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在强烈的数字对比以及如不提高我国高管人员薪酬，则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就会流失的担忧中，企业高管人员薪酬与国际接轨的呼声非常高。为此，我国出现了参照美国模式改造企业高管人员报酬制度的趋势。在公司内部设立薪酬委员会，建立与业绩挂钩的奖金制度，以股权激励为重要内容的长期激励制度等多是参照了美国作法。这些制度的推出，实际上助推了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的较快增长。

总的说，改革开放后，企业高管人员年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