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长: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治理信号
摘 要:此次“百年不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彰显了资产负债分析的魅力。而中国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资产负债表冲击。一方面,企业债务、各级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其严重性已经达到可被居心叵测者利用的程度;另一方面,货币和信贷供给巨额扩张,但实体经济仍然感觉“贷款难,贷款贵”。编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首先做到“心中有数”,显然是回答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与分析。《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的重要发现可概括如下:
1、2011年,中国的国家净资产(非金融资产加上净额对外资产)超过300万亿元。2007年~2011年,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国家总资产从284.7万亿元增加到546.5万亿元;总负债从118.9万亿元增加到242万亿元;而净资产则从165.8万亿元增加到304.5万亿元。这三个指标在5年内均几近翻番,且增长速度均快于同期名义GDP的增幅。
国家整体的资产负债率,即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2009年~2010两年间,上升幅度较大。此后,在2011年虽有轻微回落,但仍旧远高于2007年的水平。这一结构变化表明,在国家资产形成中,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有所上升,进而造成债务风险相应提高。
2、国家净资产增加额持续小于当年GDP,表明并不是全部的GDP都形成了真正的财富积累。换言之,在我们产出的GDP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无效的。这是因为,GDP指标存在某些先天性缺陷:一些无效投资(对应的是产能过剩)甚至破坏资源环境的活动都被计入GDP了,从而在财富形成中须将这些部分扣除。以2010年为例,净资产增加额与GDP的差距高达7.5万亿,占到当年GDP的18.7%。虽然不能断言这7.5万亿都被浪费或损失了,但至少表明这一年GDP的质量大有问题。
3、近年来,总资产中存货占比激增,表明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关于存货及其变化,向来可有两种解释:这既可能反映了企业对经济复苏的预期(更多表现为主动加补库存,可理解为一种积极型存货增加),也可能同中国当下普遍存在的严重产能过剩有关(更多表现为被动累积库存,可理解为一种消极型存货增加)。我们倾向于认为,后一方面原因,即产能过剩,可能是存货占比激增的主要因素。这值得高度警惕。
4、主权部门(或广义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非金融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中央银行、以及国有金融企业)的资产大于负债,净资产额为正。这表明,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低。
2000年~2011年,中国主权资产和主权负债都呈扩张态势。在主权资产方,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以及储备资产的增长最为迅速。在主权负债方,政府债务(中央及地方)、国有企业债务以及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或有负债的增长非常迅速。
由于12年来我国主权资产的增幅均高于主权负债,我国政府净值的规模一直处于不断增长之中。从2011年的情况看,按宽口径匡算,中国主权资产净值为87万亿。但考虑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流动性很差(因为要履行政府职能),以及国土资源性资产的使用权的流动性亦差,且也不可能一次性全部转让(事实上最近每年的土地出让金只有两三万亿),因此,窄口径的主权资产净值为21.6万亿。
5、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的债务接近28万亿,占当年GDP的53%。如果将非金融企业、居民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债务加总,那么全社会的债务规模达到111.6万亿,占当年GDP的215%。这意味着全社会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环境,去杠杆在所难免。中国经济整体的债务规模为111.6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15%。
从总量看,中国的总债务水平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但比其他金砖国家(不包括南非)都高,属比较适中的水平,尚处于温和、可控的阶段。不过,鉴于中国的债务水平近年来上升较快,我们应当对此保持警惕;如果将地方债务或者更宽口径的主权债务考虑在内,中国的政府(主权)债务将有较大增长并带动总债务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对此,我们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