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德：何不减免地方债

，中央政府应该尽早解决地方债务难题，而其方式之一便是全额或部分免除个别地方政府的债务。

　　四、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普惠当地百姓。虽然在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10.8万亿元债务中，有86.77%用于市政建设、土地收储、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教科文卫、农林水利、生态建设等与经济发展和民生工程相关的项目，但是，我国仍处于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当中，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举债建设仍无法避免，未来十年地方政府债务仍将持续成长，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可能不断上升。目前，地方政府向银行贷款年利率在7%以内还可接受，但是其他融资工具，诸如融资租赁或信托资金的利率则超过10%，这一部分举债若太多，则会把地方政府带入债务泥潭而无法脱身。因此，如果中央政府可以揽下地方政府债务，至少是部分债务，那么，地方政府的债务减轻之后，债务利息和融资成本便都可以降低，地方居民跟着受惠。

　　五、免除财政困难地区债务，促进区域平衡。由于现行财政体制的关系，地方与地方之间财力非常不平衡，这种安排不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有3个省级、99个市级、195个县级、346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这些财政困难地区，若不免除其债务，很可能排挤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保业务支出而有害当地民生，使得区域发展更加不均衡。

　　六、建立官员任期责任制，抑制地方政府举债冲动。众所周知，地方债的一个重要成因是以GDP论地方官员的政绩，于是，地方政府官员上任伊始，通过招商引资、加大公共建设，从而以高GDP取胜，但高GDP的结果通常也是高负债。由于各级政府官员任期结束之后，债务并没有带走而是留了下来。如果留下的债务过多，这就限制了下一届政府的财政空间。然而，债务是否应该由下一届政府来承担?相反的，制造债务的上一届官员不但不用为债务负责反而可以升官，这种情形虽然不正义却比较普遍。为了纠正这种偏差，宜建立任期债务责任制，例如当年财政赤字不能超过前三年GDP平均数的1%~3%(财政能力佳者可达3%，差者则在1%以内);但在建立该制度之前，宜普遍减免地方债。

　　由于中央政府所掌握的庞大资源和税收能力，外债很少(至2013年9月末，外债余额为8229.18亿美元)，且外汇储备高达3.66万亿美元，理论上，由中央政府一肩扛起地方债务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着眼于未来，笔者认为应改革目前税制，重新分配财源事权，提高地方自有财源，才能减少地方负债;至于地方债的全免或部分免，中央政府应设定在某一时点之前的债务才纳入;也不是一次性免除，而是在接受中央政府的财政监督下分5~10年免除，最后要制定公共债务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举债上限，使从上到下有法可依，公开透明，给各级地方政府一个全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