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税制改革经济效应与政策建议

　　第三，“营改增”会倒逼政府职能转变。目前改革试点的“1+6”行业领域主要涉及原营业税9大类中的“1.5个行业”，涉及税额仅占9大类营业税总额的不足一半，由此导致抵扣链条不系统、不完整，抵扣项目较少，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企业出现税负增加等问题。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营改增”将影响当前中国的财政管理体制。“营改增”局部试点可以暂时不改变财政管理体制，但在“营改增”扩围以后，如何保证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合理分配成为考验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不论怎样，“营改增”都会倒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体制改革，并进而深刻影响行政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

　　“营改增”扩围后税收

　　与经济增长的趋势预测

　　1994年，中国启动了生产型增值税制度改革，并形成了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营业税并存的格局。自1994年生产型增值税改革以来，中国税制改革形成了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状态，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具有刺激效应，与当时实行的紧缩政策不一致，采用生产型增值税能够抑制投资需求，有利于抑制投资膨胀。本文对上海1994-2011年中生产型增值税制度改革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经验检测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演变特征。

　　1995-1999年：生产型增值税运行初期。税收增长率虽基本高于GDP名义增长率，但总体趋势逐年下降，其中，1999年年税收增长率下降到最低点，且低于GDP名义增长率。此阶段表现出税收政策调整的“时滞性”，周期大约为5年，其中第四年为时滞效应的最低点。1999-2008年：生产型增值税运行成熟期。GDP与税收增长率开始保持一致，两者整体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且总体上税收增长率逐渐超过GDP增长率。此阶段前期税收政策调整的“时滞效应”已结束，改革红利开始充分释放，周期为10年左右，税收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充分体现。2008-2011年：生产型增值税运行后期。金融危机开始后，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税收增长出现显著下滑，增长率未能延续之前的高增长态势。同时与GDP增长率差距逐步缩小，说明分税制改革红利完全释放出来，需要新的税收改革制度推进。2011年-当前，“营改增”调整初期。通过对经济增长和宏观税负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税负对数和经济增长率呈现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也与理论预期一致，即现阶段上海市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税负水平的降低将对经济增长带来正面影响，即“营改增”通过结构性减税在短期确实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目前中国“营改增”仍处于试点阶段，根据国务院部署，2014年将继续扩大试点领域。这意味着全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参与到“营改增”范围之列。我们以1994-2011年上海生产型增值税调整与经济增长的经验检测作为参考依据，模拟出2011年到2025年上海“营改增”政策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结果显示，在经历了2012年“营改增”之后的迅速回落后，2013年上海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将开始逐渐走出下降通道，进入回升阶段，其间会出现部分波动，预计在2014年下半年呈现稳健上升趋势，这种趋势将持续到2020年，在“营改增”的政策红利带动下，上海的经济增长和地方税收增长将实现同步。

　　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

　　的政策建议

1.以“营改增”为契机，加快推进房产税、资源税改革，完善中央地方财权事权相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