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信贷放松不适宜当前全面改革

度大异其趣的监管思路：在一级市场，把行政审批作为主要的监管内容和手段;在二级市场，把抬高股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作为政策目标。在这种管理思路下，一些企业和“股市大鳄”可以靠结交官府、买通权力得到筹资或二级市场上的庞大利益，结果内幕交易、“黑箱操作”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二级市场股价大起大落，证券市场成了“寻租场”。

　　当然，从2000年以来，证券市场监管当局已经多次采取措施，推动股票发行实行从审批制度向核准制过渡，提高证券市场的透明度，查处、打击违法违规案件。但现在的核准制还保留着不少行政性控制的权力，有待进一步压缩和调整。三中全会对“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相信证券监管当局会在规则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重心的合规性监管。

　　改革财税体制，

　　支持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运行

　　日报：有人认为，与市场体系对应的政府应当是小政府。

　　吴敬琏：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市场所不能充足供应的公共品。而小政府并不能保证政府不会缺位、越位、不到位。所以，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相补充的政府并不是规模越小越好。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在宪法和法律约束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在旧体制下，政府简直无所不管，政治学家称之为“全能主义”的政府。这样的政府看起来什么都管，实际上完全不可能管好。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可以办的，由市场去办;社会组织可以办好的，应当交给社会组织去办。只有市场和社会组织做不了或做不好的，政府才应插手，也就是所谓的“有限政府”。

　　正因为“有限政府”将职能限制在公共领域，才可能把市场机制或社会组织无法做到的事情，真正做好，真正做得有效。所谓“有效政府”，也就是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政府有限，才可能有效。

　　三中全会公报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做“创新社会治理”，就是说，要通过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我们有必要积极地进行探索，通过切实措施把它落到实处。

　　日报：要保证职能有限、治理有效的政府运转，必须有良好的财税制度支持。

　　吴敬琏：当然。其实财税制度不仅对政府运转是重要的，对于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正常运转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就有过教训，财税体系一度采用全面承包制的办法，几乎是一户一率，结果各地都要把税利拦在本地，严重阻碍了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形成。

　　三中全会公报里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这个定位是相当全面准确的。

　　日报：从三中全会公报看，财税领域有哪些进展?

　　吴敬琏：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公报里讲的“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话比较抽象，但前后文对现代财政制度有一些说明，如“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其中的精神，需要结合中国财税制度的基本格局来把握。

20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对财税制度进行了改革，通过分税制加转移支付制度，取代了此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