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信贷放松不适宜当前全面改革

财政承包制，建立了一套与市场经济制度相衔接的财税体制框架。这一改革对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在中国的确立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但经过近20年的运转，这套制度表现出一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从财政收入来说，各级政府预算外“非规范”收入日益增大。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前清后征的现象依然严峻”，很多地方政府在旧的预算外收入项目被取消的同时，又有新的预算外收入项目开征了。许多地区的地方财政靠“土地财政”支撑，还有不少地方运用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等“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来支持政府项目的大规模投资，等等。财政收入方面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服务业长期实行流转税，存在重复计征等问题，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服务业发展。

　　从支出来说，传统财政往往是以“经济建设支出”为主，而现代财政要求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范围。“十五”规划曾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但一些党政官员对公共财政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也有一些官员难于舍弃支配资源进行“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设，以及掌握国民经济的权力，对“公共财政”改革抵触情绪严重。所以，这一改革进展并不顺利。

　　从政府间关系来说，各级政府的预算财权和支出责任(或称“事权”)不对应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中央财政获得了大部分收入，而地方政府却承担大部分支出责任。中央政府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向地方进行转移支付，但主要依托专项转移支付实施，不但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而且导致“跑步(部)前(钱)进”等寻租活动泛滥。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现代财政制度”，对这三个突出方面都有回应：从收入来说，要求“改革税制、稳定税负”;从支出角度说，要求“改进预算管理制度”、“透明预算”;从政府间关系来说，要求“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些都符合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

　　日报：三中全会对政治体制改革也做出了比较明确的安排。

　　吴敬琏：这次全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但从全会公报看，全会对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部署，其中很多内容对打破特殊既得利益藩篱、切实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全会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有利于抑制各级政府力图掌控市场的过度干预活动的。

　　从建设法治中国入手，

　　政改也许最容易取得成效

　　日报：推进与经济改革配套的政治改革，听上去是非常庞大的任务。涉及的事情千头万绪，该从何入手呢?

　　吴敬琏：依我之见，从法治国家建设入手，既是形成竞争性市场体系的迫切需要，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最容易取得成效的途径。

在学理上，现代市场经济与早期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差别，就是现代市场经济是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陌生人市场”，需要通过第三方的司法体系来保障合同的实施。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如果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一部分人就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官员勾结，从而获取权力荫庇和行